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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三十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
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
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
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领导权。
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确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对于被驱除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已经完结。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九七四年他在德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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