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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
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李德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对于讨论的结果并不满意：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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